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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必武曾忆烈士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

2018-06-05 16:33:05

学者眼中,李汉俊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,堪与陈独秀、李大钊媲美。在年逾古稀的甘子久看来,外祖父李汉俊“是学者,不是政治家。”

“马克思主义老师”

由生至死,李汉俊37年的人生中,大部分时间扮演着马克思主义布道者的角色。在中共“一大”上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中,李汉俊是“有理论修养的同志”。开国元勋董必武回忆李汉俊时也曾说过,“他是我的‘马克思主义老师’。”

李汉俊和董必武都是湖北人。两人相识于1919年的上海,李汉俊比董小4岁。李汉俊向这位来沪寻找救国之路的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。董必武曾在回忆中谈到,“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日本的合作主义等,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。李汉俊来了,把头绪理出来了,说要搞马克思主义。”

彼时的李汉俊“才华出众”,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说他是“身材不高之青年,发稍长,长脸,血色不足,目带才气。手小。态度颇诚恳,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。印象不坏,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”

董必武曾忆烈士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

李汉俊1890年4月出生在湖北潜江一个贫穷的教书先生家里。长李汉俊10岁的二哥李书城是中国早追随孙中山、黄兴的国民党元老,数度担任政府要职,其1902年到日本留学。随后,李汉俊亦获资助赴日留学。1915年7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。

中日甲午战争后,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涌动,正读大学的李汉俊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。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,李汉俊放弃了喜爱的数学,并导致大学功课成绩不佳。

经他介绍入党的作家茅盾曾感慨地回忆说,如果不从事革命,李汉俊“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”,但他却偏偏做出了迥异常人的人生选择,成为中国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。

精通四国语言

1919年6月8日,戴季陶、沈玄庐、孙棣在上海创办了《星期评论》。到1920年6月被迫停刊前,《星期评论》红极一时,发行量从初的1000份,增至十几万册。

一年间,《星期评论》共发表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,其中有38篇为李汉俊所作。

李汉俊的处女作《怎么样进化?》发表在1919年8月的《星期评论》上。从此,他成为这个刊物的核心人物之一,与戴季陶、沈玄庐被称为《星期评论》的“三驾马车”。

李汉俊的理论修养与其过人的语言天赋有很大关系。五四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俄之间交通困难,关于俄国革命的资料大都由英文、日文转译过来。精通日、德、英、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,便集中精力从事翻译、撰写工作。

1920年4月,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翻译了本《共产党宣言》,回到上海后,陈望道就住在李汉俊家,把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日文版、英文版及译出的中文本交给李汉俊,请他校对。李汉俊校对后,又交给陈独秀校对。因此,陈望道译出的《共产党宣言》是“经陈独秀、李汉俊两人先后校对”的。

1921年,李达翻译荷兰人郭泰著的《唯物史论解说》时遇到许多麻烦,也是李汉俊帮助克服的。李达在“翻译附言”里这样写道:“我有一句话要声明,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,上面所说的那些遗漏的地方,得到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帮助。”

1919年9月,李汉俊翻译山川菊荣的《世界思潮之方向》介绍十月革命。其在后记中写道,面对世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,“我们中国怎么样?中国决不能在世界之外,也不能在世界之外。”“我呢?人家叫我做民党,叫革命党,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。”

“‘民党’是指在中国建立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性质相同的政党。”湖北大学教授田子渝说。

1920年的三件大事

“1920年,外祖父连续干了三件事情,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笔。”甘子久说,“5月与陈独秀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;8月和陈独秀、李达等人组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; 还是上海外国语学社——党早培养干部的学校的创始人。”

1920年2月,陈独秀住在上海渔阳里,他和李汉俊都住在法租界,两家相距不远。

陈独秀专门拜访了李汉俊,而立之年的李汉俊在沪已颇有名气。

两人并非一见如故,但此后,陈独秀便成为《星期评论》的座上客。二人常聚在一起,思想上的碰撞让他们越来越觉得,有必要成立中国共产党。

在法租界三益里居住时,李汉俊的嫂子薛文淑已发现李汉俊的朋友很异常,“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,有时像是在吵架,有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,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,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。”

1921年7月23日,14个人陆续从后门走进上海法租界沿街的一栋石库门式的建筑里。

作为房主李书城的弟弟,李汉俊已在此等候多时。

这些来自山东、湖南、湖北、北京等地党组织及共产国际的代表,有的长衣马褂,有的西装革履,他们围坐在一起,秘密召开了中共“一大”。

7月30日,一个不速之客不期而至,代表们迅速撤离。

为了掩护同道者,李汉俊留了下来,以屋主亲属的身份与随后而来的法国巡捕周旋。

“你们开什么会?”“我们在新时代丛书,没有开会。”“他们是什么人?”“北大教授。”“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?”“也是北大教授,趁暑假来上海。”“你家为什么有这么多社会主义书籍?”“我兼任商务印书馆,什么书都要看。”

面对盘问,李汉俊从容冷静、一边用法语机智应答,一边牢牢站在桌子前,用身体挡住压在玻璃板下的会议纪要。一番折腾过后,巡捕一无所获,悻悻离去。

中共“一大”代表包惠僧曾评价说:“中共成立初,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。”

“须有牺牲的决心”

接下来发生的争论,却成为李汉俊人生转折的导火索。

田子渝发现的李汉俊亲笔所写的一份资料中记述到,“一大”之前,李汉俊担任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时,曾发现主持工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有腐败问题,于是主张将其解散,却遭到“公开的讥评与反对”,陈独秀也从广州写信加以“攻击”。

“一大”后,李汉俊与陈独秀、张国焘意见不一,还同张国焘产生了矛盾,于是“更加灰心,于年底脱卸一切地位返鄂,专心教授及劳动运动”。

史料记载,当时李汉俊在职业上有多种选择: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,月薪120元;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,月薪150元,每授课12小时再加50元;而武昌“高师”的月薪不到100元,后来又降到48元,他却终选择了收入少的武昌“高师”。

1922年7月,中共“二大”召开,李虽被邀请,却未出席,但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,以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提出异议。

在武昌“高师”任教期间,李汉俊因故脱党,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。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,“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了,但我永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。我依然心安理得。”

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李汉俊说的不是一句空话,被开除党籍后,他仍然以全部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。

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,他主讲的唯物史观、社会学史等科目,因为思想新、学说新,一下就抓住了青年学生,场面火爆时,教室里坐不下,连窗台上都站着人。

“四·一二”政变后,反动当局逮捕屠杀共产党员,李汉俊利用他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事实做掩护,利用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教育厅长和青年部长的合法身份,把300多名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安排在青年部和中山大学工作,并将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二三百人全部营救出狱。

1927年4月,李大钊英勇就义。5月22日,李汉俊在一次纪念李大钊的演讲中毫无畏惧地说:“无论何时何地,均必须有牺牲的决心。”

没想到一语成谶,同年12月17日,李汉俊被军阀胡宗铎以“共产党首领”和“密谋暴动”等罪名逮捕,当晚9时即被杀害,年仅37岁。

追忆录“性格高傲不会忍耐”

4月26日,随甘子久一起为其外祖父李汉俊扫墓。

车停在一座小山的门口。山上松木繁盛,郁郁葱葱,这里共有9座墓地。为了纪念辛亥百年,这些墓地正在整修。

李汉俊的墓在一片庙宇的后面。甘子久把墓前已干枯的花束扔掉,重新整理了香炉的位置。

他转过身来,指着已经建到墓前的大殿说,当年下面都是台阶,外公的墓可以直接走过来,不用绕道。

甘子久很担心,这座庙宇若再扩建,外公恐怕就要面临迁墓的风险。

在甘子久眼中,李汉俊是一个“特立独行”的人。“是马克思主义学者,但不是很好的政治家。”甘子久说外公是“性格高傲,不会忍耐。”

从史料碎片中,我们很难还原动荡年代一个历史人物的激情。但是,他的书生气、他的高傲,他的“不懂忍耐”,依然可见一斑。

解放后,甘子久问外婆陈静珠,“外公是大教授,为什么我们家还这么穷?”外婆告诉他,“你外公是做大事情的,家里经常两大桌人边吃饭边争论,他还经常在经济上资助学生,自己也没有留下什么钱。”

李汉俊与陈静珠的婚姻在当时还引起一番风波。李主张妇女解放,前妻陈氏1920年病故后一直未娶。1923年和陈静珠结婚之时,引来了学生们的反对。

陈静珠没文化,还是“解放脚”,湖北女学生夏之栩与几个女同学质问“李先生是一个新派人物,结婚总应找个有水平,能跟你一块工作的人!”

李汉俊则笑道:“我决心献身革命,找一个家庭妇女,她什么都不懂,不是可以少些麻烦吗?”

1952年,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向李汉俊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《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》,编号为0011号。“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,丰功伟绩永垂不朽”,并追认为革命烈士。其妻陈静珠由董必武关照,享受厅长级抚恤待遇。(吴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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